作为杰出的军事家，贺龙懂得士兵与战争制胜的关系。他说：“要用兵，就要爱兵。”他不仅这样教育干部保持密切的官兵关系，而且以身作则，带头兵的模范。1928年冬，部队来到湘鄂边的高山峻岭之中。冰天雪地，寒风刺骨。贺龙和战士们一样，一身单衣，一双草鞋，几天吃不上一粒盐，喝不上一口稀粥。有一次，炊事员想方设法弄到手指大一点盐巴，给贺龙专炒了一碗有盐的辣子。贺龙尝了一口，知道是炊事员专给他做的，便将那碗辣子倒进大锅里。炊事员上前阻挡，贺龙微笑着说：“我们官兵一样，有盐同咸嘛！”

　　他曾视察过的部队官兵回忆说，1952年，贺龙深入部队检查工作，发现一个工兵连住在简陋的工棚里，连电灯也没有，生活条件很差。贺龙很生气，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，严厉地批评说，这个连就住在你们眼皮底下，你们却对战士的困难和疾苦视而不见，不关心战士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接着叫他们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，让给工兵连住。这不仅对当事人是一次生动的教育，而且也是对全军干部的教育。

　　贺龙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一兵，从不特殊。他坚持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和支部活动。他所在党小组的考虑到他工作繁忙，年老多病，有时开小组会就不通知他。有一次他对小组长说：“开小组会为什么不通知我？是员就要过组织生活。你们不让我参加是不对的。在长征途中，我和马夫、伙夫编在一个党小组，马夫担任组长。他叫我张贴标语、搞宣传，我非常高兴，提起糨糊桶就走。今后你们也要分配我参加一些活动。”

　　对待子女，贺龙严格要求。他说，我对子女的要求就像我们这代一样，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不要想着成名成家，做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，把人做好就行了，不要求你们当博士、硕士，当局长、部长，老老实实做人就行了，把日子过好就行了。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尺度，实际上却是个很高的标准。为此，贺龙给他的子女立了不少规矩：他要求子女养成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，吃饭不能掉米粒，吃完饭以后还得自己把碗筷洗干净；要自食其力，自己挣钱，自立自强；绝不允许以他的名义向学校和组织上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。

　　贺龙这样修身、立德、掌兵、为国、治家，以自己的榜样作用影响人、教育人、感染人所产生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。在他辞世几十年后，他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仍广为传颂。曾高度评价他“忠于党，忠于人民，对敌斗争狠，能联系群众”。对于这个评价，贺龙当之无愧。

　　“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。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。”随后，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：她的大姐贺金莲。

　　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，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，《申报》刊登消息“贺匪家属被捕入狱”。这里面就有贺金莲，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。其他家人一直到“西安事变”之后才被释放。

　　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。“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。我的奶奶去世早，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那个时候，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，两个人可要好了。”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，在湖南也算是客家。当地人比较欺生，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。

　　“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，我姑妈就跟着。”贺龙到武汉的时候，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。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，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。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，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，她安置伤员、照顾红军家属、传递情报等等，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。

　　“那个时候非常严重，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。1933年夏天，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，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。”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。

　　“我是烈士子女，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。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。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。已收集了757人。”贺晓明说。